貝聿銘,著名華人建筑師,1917年生于中國蘇州獅子林貝家,為中國銀行創始人貝祖怡之子。
17歲赴美求學,先后在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修習建筑。畢業后先是跟隨美國知名的都市改造營建商齊肯多夫工作,之后于1955年創立了建筑事務所,建筑設計廣及世界各國。著名作品包括美國華盛頓國家美術館東館,香港的中國銀行大廈,日本滋賀縣的美秀(Miho)博物館,法國盧浮宮的玻璃金字塔以及新近完成的德國歷史博物館等,早年設計了東海大學的路思義教堂,始終是貝氏最滿意的作品之一。
穿過盧浮宮的“時空”—走近建筑大師貝聿銘
選編/張 娟
多年工作和生活,我已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觀,這一自我探索的過程是非常私人的。我的設計手法與他人并無區別,那便是創造最有趣、最合適的形體和空間,在我看來,建筑設計者在追求真實的過程中所經歷的分析過程才是重點。我不屬于任何流派,也沒有投入任何建筑運動。對我來說,每個問題都是不同的挑戰。建筑設計中變化多端的各種可能性是最有意思的,這是長期分析觀察的結果。我猜想我一定也有我個人的設計風格,就好比我的筆跡,但這并不是刻意形成的。——貝聿銘
我與貝聿銘之間的對話主要是在我們共同制作電影專案的五年間,那期間,他成了我的摯友。貝聿銘的建筑獨特地反映了歐亞兩大傳統交融產生的新美學標準——永恒的石材和玻璃。這么說,我們可能已經闖入了對他的建筑作品妄加闡釋的危險地帶,雖然他對此一向不以為然。一切,最好還是讓他自己來說吧。
——《貝聿銘談貝聿銘》作者蓋羅•馮•波姆
“我是不想再設計一座盧浮宮了”
波:從建筑物在城市中的地位來看,盧浮宮在巴黎的地位目前如何?
貝:1983年時,盧浮宮城曾經是一道屏障。那時,雜草叢生的拿破侖庭在晚上不太安全,我們因此建議將此處轉化成一個吸引人潮的景點。從城市規劃的角度來說,將盧浮宮打開的另一個創舉是黎榭里殿。李凱利爾宮和黎榭里殿的通道曾經被財經部占用不對公眾開放。通道開放以后,盧浮宮變得更安全,它已成為連接賽納河左右兩岸的橋梁。
波:受邀設計“大盧浮宮”后,首次來巴黎時,對盧浮宮感想如何?
貝:是在1983年間。我接受這個設計案的條件之一是必須盡可能地了解盧浮宮。當然,之前我去巴黎時對盧浮宮的整體已有所了解,但我那時想知道的是,有沒有我可以進一步做的。如果我覺得不能再有所貢獻,我會回絕這一專案。經過三次探訪之后,我覺得確實還可作為,而且非作不可。當時盧浮宮的局限性不難察覺:盧浮宮最早建于12世紀,起初是一座城堡,后則用作宮殿。我們當時的難題之一是如何將宮殿改建成現代化的博物館。盧浮宮內的展覽空間規模龐大,但缺乏基礎設施的空間,譬如機械設備、藝術品儲存、飯店、咖啡廳和商店等。再三分析之后,我意識到這里確實有很多事可做,所以我告訴自己:“我想嘗試一下”。
波:盧浮宮案的設計,最佳之處并不一定是金字塔,更重要的是中庭空間的變化。我仍然記得您設計改建前的黎榭里殿(Richelieu Wing)中庭,如今中庭內展示著雕塑,玻璃天頂的采光,讓作品更顯得美麗。
貝:那是后來的事了。1989年之前,盧浮宮博物館位在賽納河的一邊,主要入口開在丹儂(Denon)廣場。所以那是很長一段時間之后我們才開始解決黎榭里殿的問題。當時的黎榭里殿屬于財經部。1986年社會黨大選失敗,財經部長原不想搬遷,但密特朗總統保證財經部會搬入貝賽(Bercy)的新財經部大樓。黎榭里殿的改變對于如今大盧浮宮的成功至為重要,瑪利庭(Cour Marly)曾是部長的正式入口,停滿了車輛。從博物館的設計角度來說實在是個浪費。
1984年在阿卡恩(Arcachon)會晤商討改建時,我就建議為瑪利庭和相鄰的另一個為財務部所用的庭院加上屋頂,在這些庭院之上加上玻璃天頂,功夫不大卻能增加許多適于雕塑品的展覽空間。您如今看到的瑪利宮(Chevaux de Marly)過去位于協和廣場(Place de la Concorde)內,但兩者顯然遲早得分開,法方希望把瑪利宮搬入室內,所以盧浮宮塑像保管局很支持建造兩個用玻璃天頂相蓋的天庭。這一切都歸功于艾米利•比亞斯尼(Emile Biasini)那年冬天在海邊城市召開的會議。
波:您個人而言,盧浮宮在您的一生中地位如何?現在這個工程已經結束了,對您來說它的意義如何?
貝:您可能以為盧浮宮之后,我很難找到比它更有趣味的事了,但其實不然。盧浮宮的設計案是一生中難得再有的挑戰,從頭到尾,盧浮宮的設計共花了13年的時間,我是不想再設計一座盧浮宮了。這個設計案一開始就很坎坷,抨擊沒有停過,我猜想百分之九十的巴黎人起初是反對這個工程的。這并不奇怪,盧浮宮是國家級的標志性建筑,人們自然希望它保持原樣。在我們公開展示金字塔設計之后的1984到1985年之間,爭論已到了白熱化的程度,我也在巴黎街頭遭到不少白眼。不過,如今回首往事,一切都變得愉快了,因為他們現在已對我另眼相看,這表明人們已經接受了盧浮宮。我為此感到很高興。
波:究竟是什么原因,人們往往需要一些時間才能習慣某一建筑?為什么除了一些偏激人士外,盧浮宮開始是眾人反對,而現在卻是人見人愛?
貝:建筑中有一點我覺得特別有意思,人們往往很快地就能理解建筑,這與愛因斯坦(Einstein)的相對論相反。如果有人重復地向我解釋相對論,我可能始終還是不理解,而建筑完成之后卻是有目共睹的。如果有幸得以使用該建筑的話,人們可能會感慨道:啊,確實很好,我明白了。所以建筑完成后要人接受就不太難了。難就難在把它建造起來。就大盧浮宮案而言,當初有些人的支持實在是太重要了,密特朗總很大的作用。
波:人們常認為建筑主要是與計算、幾何和數學有關。但我認為它更與感情和感覺相關,您是否同意?
貝:是啊,談到空間和量體時,人們多半會將它看成幾何形體。但通過光線的變化和人在空間中活動,人們的情緒反應更為強烈了,這兩者都是建筑的要素,并不只是空間和量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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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塔設計惹爭議
波:對我來說,有了金字塔之后,新舊的對比使盧浮宮的建筑更明朗了。
貝:這正是這樣做的目的之一,我很高興您注意到了這一點。我當時就想,改建一定得具有代表性,當今的盧浮宮已不是法蘭西國王的宮殿,按法語來說,他是屬于“大眾”的公共博物館。
波:盧浮宮原先的建筑是巴洛克式的,為什么沒有建一個圓形的圓筒或圓錐?而采用了金字塔,這是否是分析后得出的結論?
貝:為什么是金字塔呢?我曾經嘗試過許多其他形體,最終采用了金字塔有幾個原因:從形式上來說,它是最適合盧浮宮的建筑,特別是后傾的屋頂。它也是結構上最穩固的形體,這樣也就保證了達到高度透明的設計要求。金字塔所采用的玻璃和金屬結構代表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特征,與過去截然分開。
波:如果采用的是石材,那就成了一個封閉的世界,不可企及了。相反,玻璃結構打開了地下世界和建筑本身。如果站在金字塔的底下,透過鋼管玻璃結構仰望天空,更能體會巴洛克建筑的風采。您采用金字塔造型還有沒有其他的原因?一向以來,您被指責使用了古埃及的死亡象征。但金字塔其實在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文化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貝:其他原因?拿破侖出征埃及,雖然法國人記憶猶新,但并不是我們采用這個設計的理由。不過您指出古埃及的金字塔是用石頭蓋起來是正確的,我曾經提醒過那些評論家:石頭金字塔與玻璃金字塔毫無關系,前者為死人而建,后者則為活人而造。
波:當初確實反對意見很多。您改變大眾態度的辦法是什么?您是如何說服諸如蓬皮杜夫人(Mme. Pompidou)和凱瑟琳•丹妮芙(Catherine Deneuve)這樣的社會名流?
貝:蓬皮杜夫人、凱瑟琳•丹妮芙和皮爾•布勒茲(Pierre Boulez)都是我的支持者。正如我先前告訴您的,1984到1985年間,巴黎人非常反對這個工程。擔任過蓬皮杜政府文化部長的邁克•蓋爾可能是最有禮貌的評論家。另外還有三位評論家共同出版了《巴黎的困惑》這本暢銷書。他們批評我們的設計是把盧浮宮這樣的古跡變成藝術大市場(用我的話說),用來取悅那些對藝術毫無興趣的大眾。蓬皮杜夫人因為她在蓬皮杜中心的經驗,非常理解藝術面向大眾的必要性。法國著名表演藝術家丹妮芙夫人不能將她的電影表演看成是只為上層社會服務的。我堅信她們同意我的主張,盧浮宮的豐富收藏應向大眾開放。用馬羅(Malraux)的話來說:讓人類最杰出的作品給最多的人來欣賞。
波:您也應該想到大家對“美國大眾文化”的恐懼,我記得這也是當時的批評論點之一,那時雖有密特朗總統熱情支持,但反對的聲音也相當高。1984年1月23日,歷史古跡最高委員會就讓您十分難堪。最近我找到了當時的會議紀要,真是太過分了。在那次會議上,他們把您的設計說成是一個巨大的破玩意兒,使人無法理解。當時您告訴他們金字塔看上去就好像是一個閃亮的鉆石一般光芒四射,而他們的回答是:“不,貝先生。它看上去一定很丑,或像很便宜的假鉆石。”還好您沒有完全聽懂他們在說些什么。
貝:哦,當然沒有,好在我懂的法語有限。當時如果我聽懂了他們講些什么,我一定會離開的。為我翻譯的那位女士眼中噙著淚,很想為我抵擋那些充滿羞辱的抨擊,委員會當時就想把這個工程置于死地,他們差點就成功了。
波:您知道盧浮宮的設計案歷史上本就有過被拒絕的紀錄。我們應該記住三百年前的弗朗西斯•蔓薩特(Francois Mansart)曾經設計了十五個不同的盧浮宮方案供路易十四選擇,卻全被拒絕。隨后伯爾尼尼(Bernini)來了,還是灰頭土臉地返回了意大利。
貝:用了那么多黃金,最后法國建筑師卻聯合反對伯爾尼尼(Bernini),路易十四的大臣科貝爾(Colbert)只好把他請回了意大利。在我為我的設計爭辯的日子里我經常想起伯爾尼尼,還好密特朗總統私下里向我保證,伯爾尼尼的悲劇決不會在我身上重演。回顧往事,我想我們當時能成功很大因素在于天時。我對盧浮宮感觸最深的是其延續性,在它八百年的歷史中,除了重要的社會和政治原因,盧浮宮少有重大變化。大盧浮宮能有今天,除了規劃的邏輯之外,主要歸功于密特朗總統的支持,他理解將復雜、互相沖突的盧浮宮王宮建筑群連接成統一的盧浮宮博物館的重要性。
波:使整個專案啟動的另一位大人物是當時的巴黎市長希拉克(Jacques Chirac)。他當時并不支持這個設計方案,并要求在施工開始之前先建一個一比一的金字塔。
貝:當時我曾與希拉克會晤好解釋這個方案。會晤地點安排在城市酒店(Hotel de Ville)。出乎意料的是,當時希拉克對我很友好,他沒有問我金字塔的事,倒談了中國和他在那里的經驗。他也談了他對中國藝術的愛好,而且花了半個小時的時間帶我參觀他的中國藝術品收藏。當我們聊得近尾聲時,他起身用英語對我說:“記者已在外面等著,我們走。”他帶著我到了記者們的面前,模型也放置于會場內。他先花了半個小時向記者解釋巴黎的規劃,并表示他支持我們的設計方案。他認為這個方案將會開放巴黎,從城市的角度來說這是有益的,不過,對于金字塔是否合適,他依舊不能確定。第二天各大報紙的頭版頭條都引用他的話說:“從城市的角度我很喜愛整個工程的設計,但我不很確定這個金字塔的大小和比例,我已要求制作一個與實體等比例的模型,那樣大家就可對于未來的金字塔有個概念了”。在歷史上,重大工程開工之前建造實體模型也是很普遍的。
波:在建筑工程史上類似的試造已有很長的歷史了,拿破侖對凱旋門的建造就是這么做的,柏林的城堡(Stadtschloss)工程也是這樣做的。
貝:新聞界同意了希拉克的觀點。當時由于時間上的限制,有人建議用吊車將一個大的金字塔組裝件從上空吊下。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天,我正從亞洲趕去,但因航班誤點,我沒能準時趕到,但這無關緊要,希拉克看著用鋼管組成的金字塔說:“不壞”,說完便走開了,從那一刻起反對意見也逐漸減少。粗略算來,金字塔這一仗持續了約18個月,希拉克對實體模型的接受是關鍵中的關鍵。
波:如今的金字塔常常與艾菲爾鐵塔一起被公認為是巴黎的標志和象征,您是否將此看成是一種贊揚?
貝:這當然是一種贊揚。與艾菲爾鐵塔不同的是,在巴黎的天際線上人們是看不到金字塔的,只有進入拿破侖庭才能見到。但艾菲爾鐵塔從哪兒都能見到,在巴黎是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與之相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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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設計的“狂想”
波:您當初如何解決供交通、儲藏和其他技術要求等空間不足的問題?那是否很復雜?最后的解決方案如何?
貝:12世紀時,盧浮宮曾是一座城堡,主要供護城士兵居住并存放糧食和彈藥。多少年來,建筑不斷地被擴建,并一度成為皇家宮殿,之后,有多位國王把他們的藝術品陳列于此,直到拿破侖時代,盧浮宮才真正成了公共博物館。現代的盧浮宮雖說是一座博物館,但其硬體根本無法滿足功能的需要。我1983年首次參與的時候,就決心要解決這個問題,雖說要在原有的建筑內尋找這樣的空間也不是不可能,但我并不想毀掉盧浮宮內許多美麗的房間。
波:所以,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辦法就是將儲藏室和通道置于地下。一定得往下挖。
貝:對,唯一的辦法就是開挖
卡里庭(Cour Carree)和拿破侖庭(Cour Napoleon)。但在開挖之前必須知道地下到底有什么。卡里庭位于舊時的城堡之處,是盧浮宮中最古老的一塊,所以唯一的辦法便是往下挖并加以保護。但拿破侖庭對我們來說倒是一個機會,我們找到了舊的考古繪圖,當時的考古顧問對這些資料的準確性確信無疑,開挖后也證明他們是對的,幸好拿破侖庭地下沒有什么有歷史價值的東西。挖掘這兩個中庭耗時一年之久,并讓我們確定可以按原先設計的去做,否則的話,整個工程很可能就此停止。
波:我想,挖掘的提議一定很快就得到了有關部門批準,您也才能向請您設計此一工程的密特朗總統報告。
貝:1984年,我告訴密特朗總統:“為了給博物館提供相應的交通硬體,還有一項工作得做:將拿破侖庭下挖到塞納河的水面高度,并向下建兩層地下結構用來安置像盧浮宮這樣的大型博物館所需要的硬體設備”。他用法文回答說:“沒問題”,我估計他當時一定與其他顧問先商量過。他的這句“沒問題”,我現在想來仍感到驚喜。我認為如果拿破侖庭不挖的話就沒法找到解決辦法,大盧浮宮博物館就不會有今天。
波:如果什么改變都不做,盧浮宮身為一座普通的博物館大概就要關門大吉了,而塞納河的兩岸也仍然被一道屏障隔離。盧浮宮巨大又昏暗的大房子一定會嚇跑不少人,一點兒吸引力都沒有。這座博物館需要的不僅是儲藏室和硬體系統,還需要一個能引人入內的入口。還有,金字塔的設計當初是怎么來的?
貝:玻璃金字塔是盧浮宮正式入口的標志。它恰好坐落在三個中庭間的重心點,很多人,包括邁克•蓋(Michel Guy)在內,都希望多設幾扇門將盧浮宮分成幾個博物館,但我認為那樣會給游客帶來很大困擾。像盧浮宮這樣的大型多功能博物館必須為游客提供一主要出入口。那些有明確興趣的藝術專家,大可事先選定進館路線以避開不斷增加的游客,但就普通游客而言,一個中心入口是必須的,但這不一定是唯一的入口。金字塔的主要意義在為這一片相連卻無重心的建筑群提供了一個中心入口點。從一開始我們就在考慮金字塔的大小比例。它需要突出以顯示它的中心地位,但又不能掩蓋了盧浮宮古建筑的莊重和威嚴。
波:說實話,巴黎有很多比盧浮宮更好、更有趣的大教堂建筑。
貝:我同意,但盧浮宮的重要性來自多種因素。毫無疑問,單從建筑的角度來看,盧浮宮遠不及勒•托恩奈特(Le Thoronet)設計的西斯汀(Cisterician)大教堂或是夏特爾(Chartres)的哥德式教堂漂亮,但盧浮宮的巨石是法國八百年歷史的見證,同時,盧浮宮坐落于巴黎中心也是不容忽略的。首先,我很欽佩密特朗總統將財政部從盧浮宮搬到貝賽。通過這一搬動,盧浮宮的重心被移到了拿破侖庭的所在地,這正是金字塔的所在地。在這里進行的任何設計都必須與盧浮宮相協調。
波:不管我什么時候見到金字塔,無論是一天中的什么時間,還是一年中的哪個季節,我都會感到它與巴黎的天空是相應的,時深時灰,很是壯觀,充滿著生命力。
貝:有人對金字塔產生疑問時,我也采用同樣的論點。透明性這一點早已被人們接受了。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夏天太陽的西曬,這個問題我很難辯護,因為當時我拒絕在玻璃上加一層薄膜,所以我永遠也不可能解決這個問題了,還好,這個問題持續的時間不長。反光的問題也有它的好處,就是能與巴黎多變的天空相映。有的人喜歡金字塔的透明感,卻不喜歡閃閃發亮的物體,我倒是認為,金字塔倒映著不斷變化的天空,為拿破侖庭注入了幾分生機。
波:在大房子的內部往往有很多限制,特別是光照方面。您是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的?比如在頂層的魯本斯廳(Salle Rubens),您是采用什么技術處理的?
貝:我對我們的解決辦法感到很自豪。當然,它不是完美無缺的,所有的繪畫展廳都必須有自然采光,除了冬天和陰天以外,一般來說繪畫在日光下看最好。
但在大房子內日光直射不完全,傳統的辦法一向是在天頂下采用散光板。但這種做法現已不被接受,所以我們得想辦法將光帶到繪畫上。倫敦的照明顧問安迪•賽基韋克(Andy Sedgwick)幫助我們安裝了一種百葉裝置,通過轉變陽光的角度將光照到墻上,我們再利用電腦類比,將百葉設定在一定的角度。這樣,陽光就能從特定的角度照在繪畫上,并不造成反光,我認為我們的照明是成功的。但冬天的光線不足也是一個問題,另外,冬天的日光偏藍,減少了繪畫的生氣,使展廳顯得昏暗,這個問題我們仍未解決。
波:可能“風格”一詞并不適用于您的建筑,但如果仔細觀察,很快就會發現您作品中存在著風格。您的建筑特色不是那種刻意形成的特色,許多建筑師沉迷于設計有自己“特色”的建筑,因為那常常是他們被雇用的主要原因。
貝:的確如此,但我認為設計特色本身也是一種約束。我并不羨慕那些有強烈個人風格的建筑師,他們有時由于未能顯現原有的設計特色而使業主感到失望。我一點兒都不羨慕他們,我感到沒有固定的風格給了我更大的設計自由。
本文選自文匯出版社《貝聿銘談貝聿銘》